满清占据中国之后，和中国同处一个文化体系的朝鲜、日本，对满清中国的态度大为转变：
“日本、朝鲜和中国，渐渐从文化上“本是一家”到“互不相认”，渐渐的互不相认，象征着“东方”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。就在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，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们却看到了已经不再“中华”的帝国风景，于是不再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；而日本人在对中国漂流商贾的观察中．也表现出来一些微妙的、发自国族自尊的轻蔑和警惕。一个曾经到过北京、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，这个帝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?他不再去想“中华上国”的昔日风华；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日本文人也说，感谢大风，让蒙元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，也感谢大海，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，那个时候，他也没有去想这只是“一衣带水”。”（葛兆光《渐行渐远——清代中叶朝鲜、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》原载《书城》2004年第9期）
“朝鲜李朝把满清视为犬羊夷狄，私下里，称清廷为“虏廷”，清帝为“胡皇”，称清使为“虏使”。除对满清的公文贺表之外，一切内部公文，包括王陵、宗庙、文庙祭享祝文，仍用崇祯年号。朝鲜《仁祖庄穆大王实录》，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，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。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《实录》，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。至于私人著述，直到清末，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，以至竟然有“崇祯二百六十五年”的纪年。”（《朝鲜王室的“反清复明”秘密计划》原载《世界华人》2004年第1期）
满清ZF自己呢？闭关锁国，闭目塞听，井底之蛙、妄自尊大，俨然以“天朝上国”自居。满清贵族接过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衣钵，并将其发扬光大，将除自己之外的其它世界统统称为“夷狄”，真可谓“人不知自丑，驴不知脸长。” 至于胡服辩发，“强迫既久，习与性成。”也就安之若素了。“然则蓄发之久，则以蓄发为安；辫发之久，则以辫发为安。向使满洲制服，涅齿以黛，穿鼻以金，刺体以龙，涂面以垩，恢诡殊形，有苦魑魅，行之二百有六十年，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。”（章炳麟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）人人都拖猪尾巴，谁不笑话谁。
19世纪，这种封闭的局面，随着半殖民地的门户打开而开始改变，到20世纪前后，外出留学的清国留学生成为第一批剪辫的中国人。断辫的直接原因，无非是满清的辫子受到外国人的极端蔑视，甚至有许多留学生因为忍受不了“猪尾巴”的嘲弄而中途退学。1903年，留日的湖北学生组织出版《黄帝魂》一书，在其中的《论发辨原由》一章中，痛陈发辨之罪“凡我国人所到之初，就有半边和尚之称，有拖尾奴才之称，或辱之，或侮之，甚或以枪毙轰之，含冤茹苦，无可告诉。”可谓受尽屈辱！并且认为，发辨之俗，极其丑陋“头剃其半，拖曳以辫如绳索，如锁链，如兽尾，自顾亦觉形秽矣，何况外人？”
“革命军中马前卒”邹容更是大声疾呼：“拖辫发，着胡服，踯躅而行于伦敦之市，行人莫不曰：Pigtail（译言猪尾）、savage（译言野蛮）者，何为哉？又踯躅而行于东京之市，行人莫不曰：（译言拖尾奴才）者，何为哉？嗟夫！汉官威仪，扫地殆尽，唐制衣冠，荡然无存。受播吾所衣之衣，所顶之发，吾恻痛于心；吾见迎春时之春官衣饰，吾侧痛于心；吾见出殡时之孝子衣饰，吾侧痛于心；吾见官吏出行时，荷刀之红绿衣、喝道之皂隶，吾恻痛于心。辫发乎，胡服乎，开气袍乎，花翎乎，红顶乎，朝珠乎，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？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？我同胞自认!”（邹容《革命军》第2章 革命之原因）
鲁迅先生回忆说：“这辫子，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，这才种定了的，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，大家早忘却了血史，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，全剃好像和尚，必须剃一点，留一点，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。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：小丑挽一个结，插上一朵纸花打诨；开口跳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，慢慢的吸烟献本领；变把戏的不必动手，只消将头一摇，劈拍一声，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，他于是要起关王刀来了。而且还切于实用：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，挣脱极难；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，省得绳索，要是被捉的人多呢，只要捏住辫梢头，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。吴友如画的《申江胜景图》里，有一幅会审公堂，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，但是，这是已经算作‘胜景’了。住在偏僻之区还好，一到上海，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：pigtail——猪尾巴。” （鲁迅《病后杂谈之余》）
维新变法失败之后，随着同盟会的成立、壮大，现代民主主义、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，“反清排满”的呼声日益高涨，满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，为缓和尖锐的民族、阶级矛盾，缓解内外交困的趋势， 1906年，清王朝“下诏”称，准备“仿行立宪”，但还不肯放弃满式辫发、衣冠，拉那氏给“皇族内阁”又提出立宪原则，声称“一曰君权不可侵损，二曰服制不可更改，三曰辫发不准剃，四曰典礼不可废。” 这一点垂绝之前的挣扎也不能阻挡历史潮流，迨后辛亥革命，武昌首义，通电全国，三百年前“剃发易服”的旧事又被提起“辨发易服，使神明衣冠，沦于禽兽，而历代相沿之文教礼俗，扫地尽矣！”民国肇造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下“剪辫令”：
“满虏窃国，易吾冠裳，强行辫发之制，悉丛腥膻之俗，当其初，高士仁人，或不屈被执，从容就义；或遁入淄流，以终余年，痛矣！先民惨遭荼毒，读史至此，辄用伤怀！嗣是而后，习焉安之，腾笑五洲，恬不为怪。……今者满廷已覆，民国成功，凡我同胞，允宜涤旧染之污，作新国之民，兹查通都大邑，剪辫者多，至偏乡僻壤，留辫者尚复不少，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，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，就未去辫者，于令到之日，限二十日，一律剪除净尽，有不遵者，以违法论。（孙中山《命内务府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》1912年3月5日）
清未民初的中国人虽然没有忘记历史，不过却没有恢复华夏衣冠，甚至没有恢复对民族对华夏衣冠的认同。孙中山等人把满清的辫子视为“奴性”的象征和民族压迫的奴隶标记，务必将其剪除净尽而后快。“以除虏俗而壮观瞻。” 辫子自然是必须剪除的，但却没有恢复汉服。大概是由于革命党人思想比较西化激进，致力于宣传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，峨冠博带、宽衣大袖在这个时候，也被视为传统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象征，而予以抛弃。加上当时没有能力对汉服进行系统研究，只有戏装残存，反而给人戏子形象。再加上近三百年的奴化和民众习惯性等等诸多原因，以至于没有恢复。
尽管如此，仍然有许多人对恢复汉服充满期望。据鲁迅先生回忆说，南社的众多文人，“渴望着光复旧物”，寄希望于民国ZF，希望能够恢复“汉官威仪”。按照他们辛亥末造的想法，一旦推翻满洲ZF，大家又可以峨冠博带、宽衣大袖的在街上大步的走了，可实际情况令他们非常沮丧。其实，包括鲁迅先生自己，当时都抱有这种心态。不过仍然有人进行了实践，钱玄同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，1913年在浙江就职教育司长时，身穿孔子时代的深衣、玄冠到军ZF报到，在当时轰动一时。不仅如此，钱玄同还根据《礼记》的记载，发表了《深衣冠服考》一文，向全社会推广。不过从总体来看，民国初年恢复汉服的社会基础是脆弱的，毕竟满清对汉服的绞杀、摧残是毁灭性的，满清的剃发令使汉民族数千年的发式、衣冠传统荡然无存，不仅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骄傲、自尊、自信的精神境界，而且使汉民族的民族认同出现了困难，其影响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。 民族服饰的真正意义在于，她是一种民族认同的标志，没有统一的认同标志，就没有统一的稳定的民族认同心理，民国初年汉族服饰的混乱，使得孙中山先生也有“又急切不能得以适当之服饰以需应之”的感叹与焦虑。
